國家人權記憶庫

曾任國民黨臺灣省公路黨部書記長、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委的臺灣省政府交通處主任秘書羅恒，與臺灣省公路局視察王謙暌，於1961年4-5月間，因涉共嫌而遭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逮捕偵訊，之後羅、王二人各遭判處10年與8年有期徒刑。此案為「臺灣省政府交通處羅恒等案」。
此案為調查局辦理「四水專案」中數個案件之一；依據1964年10月20日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兩路調查站（53）程偵字第1699號代電可知，該調查站奉命於1961年4月偵破「四水專案」，其主犯羅恒、王謙暌、共犯許衡峰、鄭行之、魯伊山、羅霖昌、汪述周等經偵訊終結，移送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審理。但該代電未說明「四水專案」具體內容為何。查核許衡峰、鄭行之、魯伊山、羅霖昌、汪述周等人判決書，可得知許衡峰等人若不是羅恒在湖北省荊門縣的同鄉，就是昔日在公路黨部的同事，因此「四水專案」應是以偵辦羅恒為主的一件專案。但目前已公布的「四水專案」與羅案檔案仍相當有限。
本案二位被告羅恒、王謙暌皆為湖北荊門人，二人幼時皆為中國國民黨荊門縣黨部兒童團成員並結拜為兄弟。根據官方檔案，本案案首羅恒為1917年生，又名彥俊，號克明，從小就讀私塾及縣立小學至五年級。1932年前後，紅軍段德昌部隊流竄至荊門一帶時，曾於該部擔任號角兵2個月。1933年至武漢警備旅充當看護兵。1935年入隊警總局譯電室工作。1938年至武漢珞珈山軍委會任科員，後調第九戰區任長官部上尉譯電員。1940年任第六戰區政治部少校速記員。1942年調湖北省政府人事處科員。1943年先後服務於重慶社會部人事室、第一戰區長官部黨政處，後經柳克述介紹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服務處。戰後因三青團併入國民黨，改任中央青年部福利科科長。1949年隨青年部撤退至廣州，4月再隨部隊撤退至臺灣，5月經劉慕真、余文傑向公路局長譚嶽泉推薦擔任公路局黨部書記。1957年10月出任臺北市黨部主委。1959年5月由譚嶽泉邀請擔任省政府交通處主秘直至1961年被捕。由以上資歷，可知羅恒自16歲起就先後在軍、政、黨等機關任職。另據國史館侍從室檔案，羅還參加過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六期以及聯戰班第七期。羅在總統府人事調查表中謊報學歷為中華大學畢業，於偵訊時坦承只念到小學五年級。
另一位被告王謙暌，同為湖北荊門人，與羅恒同歲。1930年入荊門縣立小學。1932年畢業後入湖北省立第十四中學。1935年初中畢業考入武昌大學附屬高中，1937年休學，任荊門縣立拾迴小學教員。1938年任荊門縣立中心小學教員。1939年任青年團荊門區隊長。1941年轉任荊門縣黨部秘書。1943年任青年團荊門分團部書記。戰後1945年任青年團荊門分團幹事長。1947年黨團合併，任荊門縣黨部副書記長。1948年12月兼任荊門縣立中學校長。1949年夏天沙市淪陷，王謙暌開始逃難，1950年10月逃抵香港調景嶺，於1951年4月來臺，5月任公路黨部基隆區黨部幹事。1952年調任公路黨部第一組總幹事。1959年1月調公路局業務處視察至被捕。另王謙暌1951年來臺，係頂替父親王潤三之名，由其弟王謙慎申請入臺，後遭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以偽造文書一審判刑4個月，經羅恒請託國大代表張銑疏通後，徒刑被改成罰金400圓結案。
羅案究竟是因何而起? 由誰檢舉? 如何破案? 參考該案的調查局特種刑事案件移送書，得知約於1952-1953年間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第二室曾收到來自保安司令部的密告，指公路黨部第一組總幹事王謙暌、《大道》半月刊經理許衡峰兩人，於家鄉湖北荊門為非作歹、作惡多端，武漢陷共時王謙暌曾接受共黨訓練，許衡峰在香港時與第三勢力勾結，王、許二人均涉有共嫌，而二人來臺後受羅恒引介至公路黨部任職，羅有包庇之嫌。國民黨中六組通知公路黨部此一檢舉後，羅恒以其權限將該案壓下，讓王謙暌自行申覆，最後讓此事不了了之。調查局的案件移送書指王謙暌在羅恒掩護下，在公路黨部與許衡峰、汪述周、李耀昇等相結合，從事排擠拉攏誣告等行為，而結合成「羅系團體」。
國家安全局編印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》一書對該案的討論，也是採用調查局的角度，對羅多所貶抑，稱「羅匪所受教育淺薄，胸無點墨，尤以從未讀畢三民主義，不能背誦國父遺囑而能因緣時會，歷任本黨要職，此點頗值檢討」。還指歷來交通界迭生事故、弊端百出，調査局爲探究根源而作廣泛偵査，經査羅係重要共嫌線索，發現羅於公路黨部書記長前之身世暧昧不明，任內借各種機會，跋扈擅專排除異己，製造口實巧擊忠貞，引用渉嫌人物，擴大掌握勢力，利用職權貪污斂財，運用分化、離間、腐蝕挑撥等方式，如將王謙暌安插進公路黨部，二年間不次擢升，成為第一組總幹事，王謙暌恃寵意驕，顢頇飛揚，於公路黨部內協助羅某製造糾紛，欺壓同仁，並吸食毒品，誘姦有夫之婦，因其係羅之心腹爪牙，同仁等雖不齒其作風，但懾於威勢，敢怒而不敢言。種種作為使公路局聲譽敗落、人心不安，作法與共黨之陰謀活動如出一轍。
調查局於1961年4月先逮捕王謙暌、許衡峰，5月初逮捕鄭行之、魯伊山、周長青，5月底逮捕羅恒，10月再逮捕汪述周。現存已知檔案僅見羅恒、許謙暌的偵訊筆錄，而許衡峰、鄭行之、魯伊山、周長青、汪述周等五人僅有判決書，可知各位被告的大致案情。許衡峰因曾參加民主同盟，被以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五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判處有期徒刑5年；鄭行之因遭共黨俘虜未向政府表白登記，交付感化3年；汪述周因曾擔任共黨梁家莊參軍委員，交付感化3年；魯移山、周長青因曾將軍械交付叛徒，各處5年有期徒刑；而許衡峰等人的犯行，也都未見與羅恒有直接關聯。
參照羅、王兩人的偵訊紀錄，王謙暌於4月10日被捕，較羅恒早一個多月，王謙暌4月份的筆錄多交代其自己的身家背景。5月27日王謙暌指羅的表姊蕭高蘭是激進份子，但不確定羅恒是不是共黨分子，也不知道羅有沒有自首。6月2日羅恒在自白書交代10歲時參加過縣黨部的兒童團。7月26日羅恒交代曾參加紅軍段德昌部。7月31日王謙暌稱羅恒曾參加紅軍。8月4日王謙暌上呈自白書交代曾經替蕭高蘭傳話給羅恒，蕭高蘭稱臺灣終將不保，要羅恒回心轉意，站在人民立場，為人民立功。8月7日羅恒交代與蕭高蘭關係。8月10日羅恒自白書交代在荊門參軍情形，8月15日羅恒自傳又交代參加兒童團、段德昌部隊、國民黨、競學社等經歷。8月17日羅恒主動請求談話，交代曾經承諾協助昔日同事張住森申請入臺證。8月20日羅恒主動要求談話，交代曾經由表姊蕭高蘭介紹加入共產黨。8月20日羅恒第二次筆錄交代王暌謙替蕭高蘭傳話經過。筆錄指1951年4月王謙暌寄宿羅恒家中時，王將蕭高蘭傳話的內容告訴羅恒，羅立即斥責王謙睽，要王表明立場，此後二人未再提及此事。8月23日上呈報告交代譚嶽泉為共黨成員。8月25日筆錄再次交代與譚嶽泉相識經過及其共黨身分。
由王謙暌的偵訊筆錄可知，偵訊的重點較著重在羅恒與共黨的關連，而非針對王謙暌的罪行；也因王謙暌揭露了羅恒過去在家鄉的過往，以及王謙暌替共產黨員蕭高蘭傳話給羅恒，成為羅恒遭判刑的關鍵。因偵訊的重心是羅恒，而非王謙暌的犯行，因此即使王有比羅恒更嚴重的犯刑，也不是偵辦的重點。由兩人偵訊的次數可見端倪，羅恒自1961年5月26日至8月25日共計偵訊17次並繳交5份自白書或報告。而王謙睽自4月10日至8月8日只偵訊6次及繳交3份自白書或報告。根據筆錄，王謙睽在1949年任湖北保安第九旅政工處長時，見戰事失利，便遊說旅長劉黎輝叛逃。王在武昌時還向共軍軍管會請求受訓。1963年10月2日羅恒和王謙暌經警總軍事檢察官胡慎義以（52）晴普字第939號起訴書起訴。依據1964年3月29日警總高等審判庭審判長蔡慕陶、審判官張翊支、藍啓然、趙華通、成鼎作成（52）警審特字第三十七號的初審判決，羅恒的犯罪事實為1932年參加紅軍充當號角兵2個月，1935年經表姊蕭高蘭在漢口吸收加入共產黨，將王謙暌引薦給蕭高蘭，以及擔任公路黨部書記長時任用王謙睽，因此初審時被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五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判處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5年。而王謙暌則被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「以其他方法使軍人逃叛」判處有期徒刑12年，褫奪公權10年。後兩人聲請覆判，8月11日國防部高等覆判庭審判長蕭宣哲、審判官廖鶴群、褚振國、崔玉珩、夏明翼作成（53）覆高涼字第二十三號判決撤銷原判決，發回警總更為審理。11月21日警總高等審判庭審判長邢炎初、審判官張翊支、趙華通、張玉芳、成鼎作成（53）警審更字第六號判決，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二條第三項「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」改判王謙暌有期徒刑8年，褫奪公權4年，羅恒則維持原判。之後兩人雖然數度向警總和國防部提出再審、抗告，皆被裁定駁回。
該案的偵訊筆錄，究竟是否真實，也是本案的疑點之一。例如羅在1961年8月的偵訊中，指其主管交通處處長譚嶽泉也為共產黨員，稱兩人曾一同討論彼此的共黨身分。調查局的刑事案件移送書中，還稱羅恒與譚嶽泉勾結部分，奉令另案辦理，卻未見有相關紀錄。因此譚嶽泉涉嫌一事，究竟真是羅恒的供詞，或是辦案人員捏造，須更多檔案考證。而羅、王二人在法庭審理時，都指遭受刑求而被迫作不實供述。關於羅恒參加段德昌部隊一事，羅恒舉臺大歷史系教授李守孔的著作，指段部流竄荊門係1929年之事，1932年已無此部隊，如何能從軍? 羅恒也捍衛其表姊蕭高蘭的清白，指她自16歲後升學、就業、結婚等年年行止居所皆有可考，沒有與共黨發生關係之可能，更無法吸收羅恒成為黨員。羅恒指他半生都在政府單位從事黨、政、軍職，是要如何參加共黨? 又指偵訊時刑求嚴重，傷其左腿，體重由70公斤減至57公斤，該案在1961年8月偵畢卻拖至1963年5月才送辦，乃因被告一年半來療傷關係所致。
羅恒向補償基金會申請補償時，更舉謝聰敏《談景美軍法處看守所》一書中所記載的史與為談話為佐證。根據被以「潛匪」嫌疑逮捕的調查局專員史與為，其在囚房內與室友談論羅恒案內情，稱「臺北市長黃啟瑞案」與羅恒案都是蔣經國與陳誠派系傾軋的結果，兩案都是史與為承辦，而羅恒案是他辦過最有趣的一案。史與為說陳誠中意黃啟瑞作為未來臺灣省主席的人選，但不為蔣經國所願，蔣經國乃下令警總以貪污罪辦理黃啟瑞；陳誠團隊認為不應浪費有限資源開闢橫貫公路，此也引起蔣經國不悅。蔣經國原以中央黨部第一組（組織部）副主任一職拉攏羅恒，但因羅的前任主管譚嶽泉希望羅到省政府交通處協助他，羅恒因此婉拒蔣經國的邀請。
史與為又稱沈之岳逮捕羅恒的兩個目的，一是剷除開闢橫貫公路的阻礙，二是企圖設局高玉樹行賄來阻止其競選臺北市長。史與為認為以「收賄」罪辦理羅恒較為困難，還是以「匪諜」罪來處理較為方便，經上級批示，最後以叛亂罪方向來辦理。但調查局的人找不著羅的把柄，才決定從羅的部屬下手，發現許衡峰在香港住了幾年，只要逼迫許衡峰承認自己是匪諜，就可以用「包庇匪諜」罪名處理羅恒。蔣經國認為「包庇匪諜」罪名太輕，不能太早釋放羅恒，辦案人員才換王謙暌作共同被告，以證明羅恒是共諜。史與為追憶他與調查局人員圍毆羅恒的情形，史與為舉起棍子揮打，羅恒則在地上滾動，膝蓋破碎，喊說：「我是省政府官員，你們怎麼向省主席（周至柔）解釋？」史與為反問羅恒：「省主席敢過問嗎？」
1969年4月10日王謙暌刑滿開釋。1971年5月24日羅恒刑滿開釋。1999年4月7日羅恒向補償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，於2000年9月30日經第二屆第二次臨時董事會審核通過予以補償，但羅恒不幸已於1999年9月12日過世。王謙暌在中國的長子金幫華於2008年8月18日向補償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，2009年4月11日經第六屆第五次董監事會審核通過予以補償。羅恒與王謙暌二人於2019年5月30日經促轉會公告撤銷判決處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