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1951年1月中共潛伏海軍間諜趙洪於澎湖海軍集訓隊自首，指稱海軍有潛伏共諜80餘人，並指裘錫三、白雲鵬、邵華章、張余安、鮑一民、王來順、關景香等人為中國共產黨成員，導致相關十餘人遭海軍情治單位逮捕審訊，是為「海軍鮑一民等共諜案」。審視鮑案之審理過程，凸顯了海軍白恐案件審訊過程的荒謬與粗糙。該案在欠缺具體證據下，儘憑傳聞證據，便導致裘錫三等5名被告遭槍決以及1名關係人鮑鳳柏（鮑一民女兒）因醫療不當命喪醫院。

1951年1月6日趙洪在澎湖馬公海軍集訓隊受訓時，遭隊友許運程檢舉涉有匪嫌，而不得不出面自首，表示自己係前接29號艦艦長劉健勝傳令兵，與劉健勝都是中國共產黨潛伏海軍的工作人員，隸屬「青島華東海軍政治部」，而一同潛伏在海軍的共有80多人，在接29號艦上就有8人，而這80多人中，趙洪表示他「知道的」約有60多人，並且具名點出有「在美和艦輪機長邵華章，永康艦槍砲官秋錫三(應為裘錫三)，海軍官校裡有個姓白麻子不知道他名字但他面上有麻子，鮑一民處長，不知道在哪港口擔任處長，另有永定艦有一個張毓文，但不同我一個組織，另外組織的」，並且說這60多人「都在海軍，完全是當官的」，並說只要找到「邵華章 秋錫三 鮑一民和白麻子」，就可以知道那60多人的地方。邵華章等十餘人於是遭海軍逮捕偵訊。

而在趙洪自首前，蔣經國主導的國防部政治部，也在1950年底注意到鮑一民女兒鮑鳳柏自北平經香港來臺投靠父親鮑一民。1950年12月11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行文國防部政治部，表示鮑一民北平房產現由中國共產黨官員鄒大鵬居住代為看管，鮑鳳柏已婚卻突然隻身來臺，似乎有受鄒大鵬指使前來策反鮑一民的跡象，希望密切偵查此事。而1951年1月6日趙洪自首時列舉的中共地下人員也包含鮑一民在內，至此更使海軍與國防部政治部更重視趙洪的檢舉內容。蔣經國與海軍政治部主任趙龍文自1月8日起便密切聯繫並掌握進度。蔣經國於1月11日更要求趙龍文嚴密監視所有嫌疑人，並要他與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林秀欒討論逮捕行動；邵華章、裘錫三等人於是陸續遭到逮捕，1月15日鮑一民與女兒鮑鳳柏也一同被捕。

該案的特殊性，在於此案之成立完全依憑趙洪的檢舉，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確切證據，連趙洪所稱的紙本名冊也從未出現。如果閱讀鮑一民案判決書內文，不易明瞭所列被告究竟犯下何項罪行，被告間又有何關係，何以出現在同一張判決書？追究原因，係因各被告都是趙洪指控參加劉健勝組織的成員。例如在犯罪事實部分，指1948年12月鮑一民與劉健勝「密取聯繫，來台工作」，但是1949年2月底劉健勝被捕時，國共戰局仍未底定，指控鮑一民當時即決定隨國府來臺工作實不合理。判決書上的論證，也無足夠推論可說明各個被告曾參與劉健勝組織。判決書上的判決理由，都僅以趙洪的指證作判定的依據，例如「既經趙洪指證明確」、「足徵趙洪所稱各節並非虛構」、「均經趙洪與該被告等當庭質証」。

從海軍總司令部對各嫌疑人的偵訊紀錄可知，趙洪所列的嫌疑人，與接29號艦叛變艦長「華東中共中央海軍政治部主任」劉健勝互動並不頻繁，不若趙洪所稱「鮑一民等在青島時每星期召集開會二次，大家都認識，工作都有聯繫的」。例如趙洪之所以能列舉邵華章、裘錫三、白雲鵬三人名字，恐因此三人與劉健勝於1948年均一同擔任海軍軍官學校學生總隊區隊長，同住宿舍，而趙洪與妻子曾於1948年拜訪劉健勝所致。趙洪所檢舉的張余安，係「美宏」艦副艦長，「美宏」艦曾停泊於接29號艦旁，張曾受劉邀前往用餐飲酒，趙洪因此見過，或者因此也被趙洪列為名單人物。劉健勝被捕後，海軍派張余安前去接手，擔任保管組組長(未成軍前保管組組長等同艦長)，導致接29號艦最後竟有兩位艦長因匪諜案遭槍決。而趙洪所列舉之鮑一民、魏濟民，本是海軍名人，趙洪可能藉此拉抬案情、引人注意此案。其中鮑一民於1948年底仍因漢奸案被囚於南京監獄，後因內戰局勢緊張，囚犯皆被釋放返家，鮑一民遂於1949年1月返回青島，而非趙洪所稱鮑、劉二人於1948年10月開會。

唯一經由偵訊而稍有突破發展的，是與劉健勝往來較頻繁的裘錫三，供出曾經被劉要求引介「泰安」軍艦帆纜軍士長尚汝洲、槍砲軍士長呂季程協助「泰安」軍艦投共，但尚、呂兩人自裘錫三口中聽聞此事後，決定避不見面，而劉健勝之後也亦未來接觸。此案恐僅裘錫三與劉健勝關係較為密切，其他諸人未發現明確證據。在國防部軍法局起訴書中，裘錫三列作案首，而非少將軍階的鮑一民。軍法局最初評議判決時，也未判決鮑一民死刑。日後判決書改由鮑一民名列案首，恐因其軍階最高所致，而非鮑一民主導該案案情。

細究趙洪的檢舉內容，也發現供述內容也有前後不一，所言不實的情形，導致該案陷入瓶頸。4月9日蔣經國更要趙龍文對於不願供出真相者要「竭盡手段反覆研訊」。國防部政治部第四組組長魏毅生在4月20日給內部的評估報告中，便稱「本案最初希望能發展為一較有價值之案件……趙洪有隨便拐人為匪之事，以致全案至此再也無法發展，只好就此結案。」日後由國防部保密局的報告中也可知，海軍情報處處長楊大龢對此案成了燙手山芋無法結案而非常困擾，要臺灣工作隊隊長黃開元滅口，「兩次逼趙洪自殺未果，此事遍傳海總，官兵聞之喪膽」。

該案在4月移至國防部軍法局審理，並於年底宣判。軍法局在10月5日的第一次評議會議中，僅判裘錫三、張余安兩人死刑，10月16日重開評議後，才判決鮑一民、張余安、裘錫三、白雲鵬、邵華章五人死刑。1951年12月11日，蔣介石對於此判決並無異議，但認為介紹鮑一民擔任陸軍高參的牟秉釗應究責，要求保密局限文到一個月內完成調查，所有判刑暫緩執行。1952年1月中保密局毛人鳳上呈報告給參謀總長周至柔，表示牟秉釗罪嫌不足，但趙洪所言多有不實。1月30日參謀總長請示蔣介石是否就此執行判決，或再由保密局重啟調查，2月7日蔣介石同意由保密局再次調查該案。

保密局的第二次調查，希望考證趙洪所言是否真實。但因趙洪曾派在臺灣工作隊協助偵查，對案情已瞭若指掌，想要經由偵訊趙洪而證明其說謊難度頗高。保密局的第二次調查，也向海總要求調閱之前偵辦劉健勝案件相關卷宗，被海總以銷毀為由回絕。保密局又再次偵訊各嫌疑人，並詢問過去曾經手偵辦劉健勝案人員的意見，以及由保密局轉調海總臺灣工作隊的武和軒的意見。

該份報告分別針對共黨組織、成員名冊、檢舉內容、甚至趙洪經歷與各人生活各個不同面向，試圖逐一釐清真偽； 例如趙洪供稱，「劉匪健勝組織，係匪華東海軍特派政治部，該部隸屬匪華東中共中央局，由匪中委梁匪國斌負責，地址在山東邑都，又稱該政治部並受南海區管轄」，保密局報告便指出中共組織名稱應為中共中央華東局，而非華東中共中央局，華東局山東分局黨中委並無梁國斌，梁僅係省級幹部，南海區僅係共黨地方組織，不屬於華東局指揮。趙洪所稱華東海軍特派政治部，在抗戰期間即已成立，顯屬無稽，即以特派兩字而言，人員固有特派者，組織機構從無特派者。此外趙洪最初在海軍偵訊時，稱識字不多，僅憑回憶舉發邵華章等七人，其中對白雲鵬、裘錫三兩人均不能說出姓名，在軍法局訊問時，卻又表示親眼看見名冊下面註有黨員、預備黨員，並能記憶清楚，至保密局訊問時，則謂能記憶廿餘人，前後所供均相矛盾。在逐一檢視各項疑點後，保密局該份報告的結論認為：「本案癥結完全由於海軍既明知趙洪之自首非出於誠意，當時對其舉發又不縝密考慮、辨別真偽，反令其參加偵查工作，又不嚴予考核，縱其恣所欲為，以致該趙洪認為有機可趁，而虛構事實，攀誣羅織，希圖建立事功，獲得優厚之報酬」，即認為趙洪所言與事實不符且有誇大羅織的現象。

毛人鳳於1952年7月24日上呈該份報告給參謀總長周至柔。保密局的報告，對海軍相關單位的批判，非常露骨與直接，對海軍與軍法局都構成壓力。軍法局軍法官汪喬樁於是於8月21日與海軍辦案人員杜鈺生、傅治清、張秉森，在海總四海一家會客室討論保密局報告中所提的各項批評。軍法局於9月22日左右上呈報告給參謀總長，表示海總人員雖知道趙洪供述或有誇大，但並不表示欠缺真實，保密局報告所點出之各點，雖不無理由，只可供案參考，不能因此而判定本案欠真實性，保密局所查各點並不能推翻海總原有資料及本案之判決基礎。10月1日該案審判長劉汝珍與其他法官一同會商後，決定將該案辦理情形與判決簽請蔣介石核示。12月20日蔣介石批示准照原判，而鮑一民、邵華章、白雲鵬、張余安、裘錫三五人則於12月27日在臺北市水源路刑場執行槍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