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1954年在日本向中華民國總領事館申請政治庇護的反共義士文華凌，在高雄港務局工作期間被檢舉時常發表反動言論，於1961年10月17日遭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扣押偵訊，供認遭派遣偽裝投奔自由以執行策反情蒐工作，並指國民大會代表石雲溪亦為潛伏共諜，石於1962年10月23日被羈留偵訊，最後兩人遭判刑，此為「中共派臺共諜國大代表石雲溪等共諜案」。

文華凌，1926年生，湖北漢口人。1943年就讀重慶漁洞溪志成中學二年級時輟學。1947年其父文雨亭於上海任「胡桃」輪船長時，至該輪擔任舵工。1949年5月於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水運大隊「海克力」輪任舵工，6月經唐成波介紹加入共黨，9月任「濟眾」輪二副。1950年1月「濟眾」輪遭國軍空軍炸沉，乃至中共華東海軍後勤部任試航工作。1951年4月任上海邊防保衛局「八二」輪大副。1953年4月遭批鬥進行思想改造，並於6月被解雇。1954年9月被安排任職「碧蘭普」輪水手，並於該輪駛抵日本橫濱後，於隔日11月27日前往橫濱中華民國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，12月10日接運來臺。後於1954年至1956年7月派充海軍北巡支隊。1957年4月以少校附員身分派充特種部隊。1959年8月調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《今日大陸》半月刊社編輯委員，10月改調高雄港務局事務員，直至1961年10月17日被捕。

自1959年10月文華凌任職高雄港務局後，調查局海員處負責對其偵監，發現其疑點甚多，不僅情緒欠佳，且有讚揚蘇聯及傾向共黨之言論，其投奔歸來的動機似乎頗有疑問。根據偵訊筆錄，文華凌曾對高雄港務局的同事說：「曉得這樣不被重用，我就不來臺灣了」、「毛澤東很有才能，每個計畫都很周詳，每次運動都能鬥垮別人」、「大陸上的建設不壞，治淮河、治黃河等工程都很偉大」、「大陸上毛澤東也是只吃兩個菜」。

1960年底，調查局調閱中六組與國防部情報局約談文華凌的相關檔案，得知兩單位對文也有所懷疑。文在交待學經歷時，自稱中華大學經濟系畢業，自登輪服務起由會計轉任舵工、大副、船長僅費時3年，稱與饒漱石及其高級親信幹部關係良好，於上海以海員為核心，組織反共愛國青年會，並發展至100餘個小組，以及曾與粟裕同赴莫斯科觀禮等。情報局與中六組認為文的寫作、談吐、見識並無大學程度，經濟知識絕少見地，航海知識亦屬一般，且非交通航海技術出身卻升遷迅速，殊難置信。此外，文華凌對於饒漱石及其親信幹部之資料、反共愛國青年會組織概況與運作等均不能具體說明。因此認為文所稱各項資歷均不實在，反映其浮誇成性，絕非一誠樸青年，且反共觀念淡薄，爭取自由的動機頗值懷疑。調查局於1961年9月與中六組商議後，於10月7日認為文某確有問題，應予嚴辦，不必顧慮其反共義士身分，乃於10月17日約談偵訊，11月9日文坦承受中共派遣來臺。

根據偵訊筆錄，1953年夏天中共要求黨員登記海外親戚關係，文華凌曾向上級登記在臺灣的岳父母、內弟、姨妹。自1954年3月起，身為其友人及華東局秘書的李佳君多次詢問其派遣海外意願，並遊說其前往臺灣，李佳君認為文在臺灣的親戚關係很好，到臺灣去可以立足，文於7月應允。於8月至9月13日，曾四次前往李宅接受教育與訓練，被要求在臺灣立足後，利用說話技巧與一般人的好奇心理，試探對方對中國大陸的嚮往，並依程度做爭取工作。8月李告知文「碧蘭普」輪會開往日本且正在招募船員，要文應徵申請上船，日後如果船行駛到日本，就到大使館請求庇護，以反共義士之姿前往臺灣。9月文順利登上「碧蘭普」輪擔任一級水手。
1954年10月25日，「碧蘭普」輪返上海，通知船員準備前往庫頁島與日本，文華淩乃連繫李佳君於10月29日見面。而文到臺灣被交付的任務為何？依不同的偵訊筆錄有不同的說法。據1961年11月9日調查局的筆錄，文稱1954年10月29日李佳君在上海虹口公園交待其來臺的任務，第一為吸收文的內弟顧崇廉，稱顧在海軍軍官學校相當活躍，日後會上軍艦工作，要文策動他學「重慶艦」、「長治艦」一樣投共。第二是傳播以下訊息：（1）曾於1951年以技術人員身分赴莫斯科觀禮（五一勞動節），同行的有粟裕、許建國，以抬高身價；（2）英國首相艾德里到上海時，文曾經上船做過反共工作；（3）說去過海參崴及旅順，並說海參崴有蘇聯潛艇數百艘或上千艘；（4）說在旅順也看到蘇聯潛艇，並說中國大陸上的幹部與人民都不收聽外面的廣播宣傳。期望能藉傳播以上訊息，讓文取得信任，以後獲得臺灣政府重用。李亦說如果遭到逮捕，可辯稱是為饒漱石「反正」前來鋪路。

當被問及如何與中國大陸連繫時，文華凌表示曾在1958年一二三自由日中山堂集會上，遇到反共義士及國大代表石雲溪，曾請石代為轉寄信件一次。在該次偵訊時提出的補充資料中，表示李佳君親口告訴他，如果需要協助，可尋求石雲溪或顧子毅兩人幫忙，並稱石雲溪是經過他們培養，放去臺灣為中共工作的，而顧子毅則是在1946-1947年間就來臺灣，曾脫離國民黨籍，到臺灣也是替共產黨工作的。文在筆錄中稱他並未執行策反顧崇廉的任務，因為看到岳家在臺生活美滿，因此不想破壞。

1961年11月22日與11月25日的筆錄與11月9日的筆錄內容相似，但其中稱文華淩是在1954年10月29日下午到上海邊防保衛局與華東局秘書李佳君、華東海軍後勤部政委王炳林、上海邊防保衛局局長張逸群會面，由李佳君當面交待來臺任務。而1961年12月8日及之後的筆錄，則稱文是於1954年9月10日前往亞細亞大樓會晤李佳君、張逸群二人，會中張逸群對文說要給他一個光榮的任務，要他先上「碧蘭普」輪任水手，等船將來開至日本時，到臺灣駐日本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，以反共義士的姿態到臺灣，到臺灣後爭取上船工作，擔任連繫兩邊的交通工作，聯繫的對象是臺灣的國大代表石雲溪，並且出示一張石雲溪的照片，稱是上級安排石雲溪到臺灣去的，要文到臺灣後去看他，並且跟她說張先生問候她。張逸群提醒文華凌，打入船上工作後，石雲溪要其帶回的消息，不要用紙筆記下，要儘量用腦記住，到了香港、南洋都會有人與其聯繫。1954年10月29日三人再次於亞細亞大樓見面，張、李兩人勉勵文完成任務，李並表示，這個工作要細心的去做，反共姿態要偽裝得像，表現要積極，要說對方願意聽的話，如果這個任務做得很好，人民會照顧你的家屬如烈士遺族般的優待；如果做不好，人民也會對你家有一定的處罰。1962年2月23日的筆錄亦顯示相似的內容。

比較1961年12月8日前後筆錄之差異，在於不再提到策反顧崇廉的任務，主要任務變成傳遞情報的交通工作。據國家安全局所編《歷年辦理匪案彙編》，文華淩原先的供詞有意拖累顧某人，而這人究竟是顧崇廉或顧子毅，則未言明。

文華凌供稱石雲溪為共方派遣人員後，偵訊人員質問其與石的往來情形，文稱兩人是1958年在中山堂的一二三自由日集會第一次相遇，之後文曾請託石代寄一封信至上海，兩人僅見面3次。被問及為何遲至1958年才與石雲溪見面？文稱當初被交待在船上工作後，才能去找石，但是文雖一直要求上船工作，卻未能獲得安排，所以其遲遲沒有前往連繫石雲溪。

文華凌自1961年10月被捕後，至1962年8月底，已被羈押達10個月，仍未移送軍法處審理，且尚未約談石雲溪；調查局乃詢問國安局是否先將文案結案，將石雲溪部分另外處理。1962年10月4日國安局通知調查局，可先約談石雲溪，釐清其牽涉之案情，再決定後續處理。調查局乃於10月17日約談石雲溪。
石雲溪（1915-2000），女，山東曹縣人，回教徒，山東荷澤師範學校畢業。曾任職於愛美中學、濟南市立第十四初級小學、山東中小學教師戰地服務團、重慶賑濟委員會，1947年競選國大代表當選候補代表，後遞補為正式代表。丈夫王農村為白崇禧任國防部長時之英文秘書。共軍進佔上海時，王農村任華中長官公署駐京辦事處代處長，隨政府撤退廣州、重慶、海南島而到臺灣，當時石雲溪已有身孕，選擇留在上海。1953年4月經香港輾轉來臺。1955年政府號召辦理附匪分子登記時石雲溪亦申請登記，表示曾參加里弄居民委員會，擔任文化組幹事，並書寫黑板報四個月。

石雲溪遭約談偵訊後，偵辦人員除詢問其與文華凌之關係外，也詢問其在上海與共黨互動往來情形。石表示共軍進入上海後，沒有到她家也沒有被騷擾，雖然她被歸類為反動派眷屬，但在1951年4月「鎮壓反革命運動」時，沒有被捕也沒有被清算鬥爭，里弄裡的幹部也沒有找她麻煩，因感激共黨對她的寬大對待，乃積極學習共黨各項政令政策，並在1952年里弄居民委員會設立後，擔任文化小組幹事。1950年春天，經香港友人沙義坤協助轉發信件，與丈夫王農村取得連繫，王要石設法出來團聚，但因沒有人陪同，加上韓戰爆發與海南島陷落，因此沒有行動。1952年4月經歷「三反五反運動」後，待局勢稍緩，於9月申請出境到香港找丈夫，並獲得允許。

根據偵訊筆錄，石雲溪申請出境時，始告知戶政人員過去國大代表的身分，一星期後被通知前往公安局談話。與石談話之公安局人員名為「李玉之」，李表示可同意石出境，並詢問石在這三年中對「人民政府」之觀感，以及石與臺灣官員的人際關係。石表示解放後各方面都比過去好，非常感謝人民政府的寬大對待。除了交待丈夫是回教協會理事兼主任與白崇禧的秘書，亦表示在政治人物中與何應欽、谷正綱僅止於認識而無往來。李指示石雲溪要宣傳共黨治理進步情況，並替共黨蒐集政府政策及軍事情報，利用香港友人轉寄郵件至上海報告。積極工作但不必急於表現，應採取「長線放遠鳶」的作法，並稱必要時香港和臺灣都有人可與其連繫，約定來人說：「上海二OX信箱李先生叫我來的」以資識別。石表示在香港時曾發一封信給李，表示「通信困難，請勿來信」。1954年也曾兩度請國大代表翁毅及回教教友堯道宏在香港轉寄信件，示意對方通信困難不要來信，並稱若要了解其處境可接觸回教朝聖團團長堯樂博士。因顧慮安全問題與對中共看法的轉變，1955年時已無勇氣與意願替共方工作。石表示她與白崇禧沒有接觸機會，因為白與其一直保持距離，與白崇禧夫人有過兩、三次簡短交談，但並無深入之對話。

石雲溪表示1958年在中山堂一二三自由日集會與文華凌相識，曾詢問文是否與家人取得連繫，文表示境外無人可轉寄，因此無法連繫。石出於同情而表示願意代為轉信，並於數月後代轉信件一封。根據石的筆錄，她認為文華凌與其他反共義士不同，一般反共義士談話都較積極正面，且少談家人，而文初次見面便談在中國大陸的家屬，談話內容多抱怨及不滿現實，請託其協助調職，甚至請其為友人介紹女友，因此對其拜訪產生反感。石也懷疑文華凌為共黨派來與其接觸，感覺此人具有危險性，若經常來往將不勝其苦，於是在文第三次拜訪時稱病不見，此後即未再接觸。

1963年12月23日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高等審判庭審判長邢炎初、審判官成鼎、張翊支、趙華通作成（52）警審特字第二十二號判決，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五條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、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判處石雲溪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6年；判處文華凌有期徒刑5年，褫奪公權3年，於刑之執行完畢後交付感化3年。後石、文二人皆聲請覆判。1964年4月16日，國防部高等覆判庭審判長梅綬蓀、審判官周子方、俞仲祺、張肇平、張忠傑作成（53）高覆冷字第十二號判決，駁回文華凌申請，但撤銷石雲溪判決並發回更審。8月7日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高等審判庭審判長蔡慕陶、審判官成鼎、張翊支、趙華通、張玉芳重新作成（53）警審更字第四號判決，仍依同罪名判處石雲溪有期徒刑10年，褫奪公權6年，故石雲溪再次聲請覆判。10月23日，國防部高等覆判庭審判長葉中平、審判官李烈、俞仲祺、周子方、曹克己作成（53）覆高況字第三十五號判決，撤銷判決發回更審。1965年2月16日，臺灣警備總司令部高等審判庭審判長邢炎初、審判官張翊支、聶開國、張玉芳、蔡慕陶作成（53）警審更字第八號判決，依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二項判處石雲溪「參加叛亂之組織」免刑，交付感化3年。4月8日，國防部高等覆判庭審判長蕭宣哲、審判官廖鶴群、潘儀、褚振國、崔玉珩作成（54）覆高教字第十二號判決，核准原判決。5月17日經國防部（54）再教字第188號令核定。

判決定讞後，文華凌被移送至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服刑，1966年10月17日刑滿後，移送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接受感化，1970年2月27日開釋。石雲溪被移送至臺灣省生產教育實驗所接受感化，1970年9月26日開釋。1999年4月1日，文華凌向補償基金會提出補償申請，並獲得補償。2006年12月11日石雲溪之子王保新向補償基金會提出申請，亦獲得補償。兩人均於2019年5月30日經促轉會公告撤銷判決處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