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阮嶸（1923-）， 男，又名阮戈壁，浙江紹興人，被捕時27歲，任花蓮《東台日報》編輯。 日本高野山大學哲學部肄業，廣東私立南華學院畢業，1947年底赴台時任台灣大學(今國立臺灣大學)助教，嗣先後任青年職業訓練班職員、省立花蓮農業職業學校(今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)教員。 1950年12月9日，阮嶸因涉入「花蓮農校匪嫌案」而被捕。1950年2月，內調局花蓮站接獲線報，花蓮農校曾發生總統肖像被撕事件，而該校多數教職員對此「冷漠以對」，內調局花蓮站故認定該校分子不單純，可能有匪諜組織活動。 1950年12月3日，內調局花蓮站會同東部防守區司令部政治部將陳際穠等3人逮捕。 經審訊，陳定駒「供出」謝經發等人， 12月9日，內調局花蓮站旋透過東防部將謝經發、柯知明、陳澄（陳際穠之妻，花蓮農校教員）等4人逮捕，同日，在花蓮的5個情治單位合作成立「花蓮農校匪嫌案件行動委員會」（後簡稱行委會）， 經行委會第一次會議決議，由花蓮縣刑警隊逮捕阮嶸等9人。 謝經發供指其在台北尚有同黨凌冰（台北師範學院講師）、朱佩蘭等4人，花蓮刑警隊故電請國防部，由保安司令部將凌冰等緝捕，本案先後共計29人被捕。 1950年12月9日謝經發被捕後，向行委會偵訊組供稱在成都金陵大學讀書時，參加匪外圍組織「中流學術研究社」，來台後與該組織分子失去聯絡，1949年秋謝經發在花蓮農校任教時，在陳澄、陳際穠、阮嶸等贊同下恢復「中流社」組織，並接受台灣「文教運動委員會」負責人凌冰領導。 陳澄被說服寫下自白後，於1951年1月6日協助行委會「開導、說服」同案的阮嶸，使其立刻悔悟供陳。 阮嶸供認因不滿社會制度與政府現狀之心理，在結識陳際穠、陳澄、謝經發後與其等見解類似，形成一個小團體「中流社」；後經介紹認識左傾分子朱佩蘭，兩人談話激進，常借俄譯或政治性書籍給朱佩蘭看；在組織工作方面，阮嶸「供認」謝經發曾要其發表有關林業及社會教育等批判文章，又曾受柯知明交代蒐集山地情報。 1951年1月9日，審訊接近尾聲，花蓮縣警局給台北刑警總隊的代電指出，阮嶸、卞伯理均自陳為「中流社」中堅分子，雖未吐露完整組織情形，但其罪證可參閱同案謝經發、柯知明之自白。 1月11日，東防部司令闕漢騫向參謀總長周至柔呈報花蓮農校匪嫌案初審結果，其中有包括阮嶸等14名罪嫌確定者。 台北方面，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自1950年12月9日逮捕凌冰、朱佩蘭等4人以來，對其等徹夜偵訊，但除朱佩蘭承認思想左傾之外，其餘均堅不承認有參加匪黨情事。 2月16日，保安司令部派遣該部保安處參謀田泰運赴花蓮，會同東防部審訊阮嶸等14名人犯。 3月13日，保安處田泰運向參謀總長周至柔呈報，雖然謝經發、阮嶸等皆供認參加「中流社」組織，但徐德明等均堅不承認，並稱徐等先前之所以在花蓮縣警局拘留時供稱參加「中流社」組織，是因為陳際穠先將謝經發供述情形告知徐等，而徐等便按照謝經發之自白進行供述。 田泰運因此研判，各人犯是基於「自新心理」，希望能早日開釋，才按照謝經發之自白供述，或互相串供，因此，田泰運認為謝經發等仍需解送保安司令部繼續偵訊，以明實情。 1951年4月8日，阮嶸等14人由東防部解送至保安司令部。 1951年8月26日，保安司令部向參謀總長周至柔呈報覆審情形，其指出，所謂「中流學術研究社」並不存在，認為謝經發應負「偽供」責任，阮嶸等15人則以罪嫌不足可交保獲釋，並分電原機關予以復職。 9月6日，參謀總長周至柔同意依保安司令部之意見辦理。 10月6日，阮嶸獲釋。 1974年1月，阮嶸至宜蘭縣冬山鄉順安國中服務。 其後，阮嶸以其因匪諜案件遭無端牽連，遭受羈押為由，向台北地方法院聲請冤獄賠償，2001年4月15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第6庭作出90年度賠字第124號決定，依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》、《冤獄賠償法》准予賠償。 至於賠償範圍，雖阮嶸未能提出回復自由日期之文書證據，但台北地方法院依同案卞伯理於1951年10月8日回原機關復職之事實，認定阮嶸應與卞伯理同日回復自由，即10月6日，賠償範圍以1950年12月9日其被逮捕之日起算，至1951年10月6日其獲釋為止，共計302日。 撰寫者：「國家人權記憶庫人物資料增補第一期計畫」委託研究案 / 張承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