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感化教育制度，原本係我國《刑法》、《少年事件處理法》及《戡亂時期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》中，針對觸犯《刑法》、或有觸犯《刑法》之虞的少年，或是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竊盜犯、贓物犯，基於防患未然與社會保安需要，令其進入感化教育處所，強制接受感化教育的一種矯治處分。然而在白色恐怖時期的臺灣，威權體制卻延續先前在中國大陸時期針對「反革命」罪犯等政治犯進行思想感化教育的「感化院」、「反省院」等實施經驗，在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九條以及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第八條第二項中規定，對於案件經不起訴或減輕、免除其刑之叛亂犯或情節輕微之匪諜，仍得按其情節強制施以一定期間之感化教育。行政院並依據上開兩項法律規定之授權，在1957年5月4日訂定發布《戡亂時期匪諜交付感化辦法》（以下簡稱《匪諜感化辦法》），其後又在1957年12月3日及1959年1月16日兩度修正，直到1990年8月24日才明令予以廢止。此外，1963年7月3日制定公布之《保安處分執行法》第二條，更明文將「感化教育及強制勞動之處所」也納入成為「保安處分處所」，從而在法制上使得「感化教育」成為保安處分的其中一種類型。然而就政治犯感化教育之執行實務來說，卻並未真的確實依照《保安處分執行法》相關規定為之。 依據《匪諜感化辦法》之規定，感化教育係由軍事審判機關以判決或裁定為之，並應將交付感化人之案情以及相關之判決書或裁定書，送由「省保安機關」（包含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、臺灣省保安司令部、臺灣警備總司令總部等）轉送於感化教育處所，對其施以感化教育，其期間為三年以下，由軍事審判機關在判決或裁定中一併諭知（第二條）。 依照《匪諜感化辦法》第十三條之規定，感化教育之內容係以政治教育及思想訓練為主。根據諸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，在實際的生活作息上，大多是以半天為單位，上午上課，下午做工。「每日早餐後約有40分鐘的小組討論，是在幹事的監視下進行，討論的題目由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部統一發佈。上課是以國父（孫文）遺訓、領袖（蔣介石）言行、共匪暴行等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反共教育來洗腦。」其次，《匪諜感化辦法》（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）規定，受感化人之思想、行狀、感化成績，應從嚴考核，隨時記入考核表。受感化人經考核後，如被認定為思想純正，行狀優良，有悛悔實據，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即得於感化期間屆滿前，由感化教育處所層轉原交付感化之機關核准予以保釋。因此，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指出，「政治犯每日要寫悔過日記（反省錄），一週上一次政治課，上的是『三民主義』、『國父思想』之類的課程，……獄中有大專學歷的政治犯，要每月繳交一篇論文，題材不拘，題目自訂，這是獄中作為考察政治犯思想改造情形的表面文章，……因為這些課程和報告，我們關在綠島的犯人就謔稱這裡為綠島大學。」 受感化人於感化期間屆滿時，雖然依《匪諜感化辦法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，應立即釋放。《懲治叛亂條例》第九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亦分別明文規定，係按其情節施以三年以下感化教育，且感化教育不得延長。然而實務上，例如在著名的「傅正案」中，當事人傅正在接受了3年的感化教育之後，原應在1963年予以釋放。但是警總的軍事檢察官卻以傅正在感化期間仍有「思想傾匪，言論荒謬，為匪張目，所有言論與匪幫策略均相呼應」之事實為由，再度聲請交付感化，並經警總軍事法庭裁定照准，於是又繼續接受感化教育，前後總計長達6年又3個多月。此外，像因為「中華日報刊登大力水手漫畫案」的作家柏楊（郭衣洞），在綠島服刑期滿之後，雖然沒有被交付感化教育，而應於1976年3月6日釋放。但卻竟然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報經國家安全局核定後，以「聘雇」之名義每月配給津貼生活費新臺幣五千元，直接移送安置於綠島警備指揮部而不得離開，直到1977年4月間，才因為美國政府的關切而被釋放，離開綠島。 再者，依《匪諜感化辦法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，對於得予釋放受感化人，必要時，仍得命其保釋。受感化人之保釋，應呈送保證書及切結書各三份及受領證一份，交由保證人填寫呈送感化教育處所，經對保無訛後，始得將被保釋人交付保證人。保證人之人數，除不得少於兩人外，其資格也有諸多的限制，僅限於下列之人：（1）現任薦任或相當於薦任以上之公務人員。（2）現任少校或相當於少校1以上之官員。（3）被保釋人之直系尊親屬或該管里鄰長。（4）於國內有資本額在五千元以上，領有營業執照之商號工廠。（5）具有國民身分證及有正當職業者（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）。在保證人的責任方面，依據「匪諜感化辦法」之規定，保證人對於保釋人負有監視管束之責，被保釋人如未依前開規定向該管警察機關報到，或報到後予以潛逃者，保證人應即報告有關治安機關，被保釋人如仍有不軌行動或叛亂意圖，而保證人知情不報者，將依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》第九條規定（「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、檢舉或縱容之」）論處1年以上、7年以下之有期徒刑。在白色恐怖時期臺灣「人人自危」的社會氛圍下，當可想見欲依照上述規定，覓得2名以上之保證人進行保釋，當係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。 除此之外，縱使如願獲得保釋，受感化人於保釋後，仍須接受在地警察機關之監控：（1）感化教育處所應通知被保釋人所住在地之縣（市）警察局（所），轉飭該管警察機關隨時監視被保釋人之行動。（2）感化教育處所須責令被保釋人應於到達住在地之10日內，自行向該管警察機關報到。（3）各縣（市）警察局（所）每月均需填具監視被保釋人考核月報表，送原感化教育處所核轉臺灣省保安機關備查。（4）各縣（市）警察局（所）檢查戶口時，對於被保釋人之居住所及各種環境，應特別注意。受感化人經保釋後，如未依前開規定報到，或報到後竟予以潛逃者，負責監視之該管警察局（所）有關人員，應負失職之責（第20條、第22條）。換言之，在保釋制度的運作下，接受感化教育期滿或完畢之人，縱使獲得保釋，仍然處在嚴密的警察及社會監控之下，難以獲得精神上之自由。 尤有甚者，對於接受感化教育期滿或完畢之人，雖然依據《匪諜感化辦法》之規定應予以釋放或者保釋，但是國防部竟然在1957年間又訂定發布《戡亂時期預防匪諜與叛亂犯再犯管教辦法》（以下簡稱《預防再犯管教辦法》），得將其發交勞動教育場所強制工作予以管訓。依據《預防再犯管教辦法》第二條之規定，匪諜罪犯經判處徒刑或受感化教育，雖已執行期滿，而其思想行狀仍未改善，被認為有再犯之虞者，得令其進入勞動教育場所（亦即隸屬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之「職業訓導總隊」），強制工作嚴加管訓，也就是和被提報之流氓一同繼續接受強制工作之感訓處分。因此，我們在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回憶錄中，都屢屢可以看到這種情形。例如涉及二二八事件入獄的鍾逸人，原本被判處刑期15年，先後移送臺北監獄、臺中監獄、臺南監獄、新店國防部軍人監獄、綠島新生訓導營等處。到了1962年刑期屆滿後，卻未經審判即被移送小琉球的第三職訓總隊管訓長達2年，據其回憶錄稱，同一批從綠島直接移送小琉球的，就有20多人。又如2度入獄的柯旗化，在綠島監獄服完第2次被判的12年刑期後，也是直接移送到旁邊的綠島新生感訓隊繼續接受感訓，直到3年後的1976年6月19日，方才被釋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