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所謂「香港會議」係1948年6月，中共上海局在香港舉行之「工作幹部會議」，指派上海局臺灣工作負責人劉曉，以及擔任聯絡工作的章天鳴、陳澤民等人到港主持，在滬、港二地之謝雪紅、楊克煌、李偉光亦列席，並有海南島黨幹部講述工作經驗。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參與成員除書記蔡孝乾，兩位省工委張志忠、洪幼樵外，餘為各地區委會書記或重要幹部，如郵電工作代表計梅真，臺北地區代表有郭琇琮、孫古平（老莊），臺中地區代表有陳福添（臺中工委）、唐海光（原臺中工委書記），台南地區代表有李媽兜（臺南縣工委書記）、李武昌（李明、小李，臺南縣工委），高雄地區代表有朱子慧（小朱），以及曾參與省工委會中部組織發展，1948年間因身分暴露滯港的林英傑。 香港會議可視為蔡孝乾在島內領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、謝雪紅在海外領導的臺灣民主自治同盟，及李偉光在上海領導的上海臺灣同鄉會等組織的一次聯席協調會議。其目的之一在釐清臺灣地下黨的領導權問題，以往中共對臺灣地下黨的支配，基本上採雙軌的指揮方式，此種聯繫方式，對蔡孝乾產生領導上的困擾，香港會議的召開目的之一即在解決此一問題，因此會議期間，即已宣布將派陳澤民加入省工委會組織。 香港會議歷時月餘，至七月上旬始告結束，此會在性質上是省工委會主要幹部之工作會議，目的在提高幹部的認識，並提高工作技術，同時檢討臺灣工作得失，確定具體方針，此會正式會議時間不多，學習時間佔大部分。因此除了共同的正式會議由劉曉主持外，臺灣方面去的幹部大部分的時間係分為二組學習，該二組分由洪幼樵與張志忠負責主持。 香港會議最後，曾針對臺灣工作未來開展方向進行討論，並做成決議，該決議文由章天鳴綜合撰稿，會後由蔡孝乾親筆抄錄帶回臺灣，作為在臺省工委會的工作策略總則。決議文首述「臺灣工作環境的特點」，強調臺灣人民團結性強而反政府情緒普遍。次述臺灣的「革命性質、對象、動力」，強調臺灣的革命性質，應表現於民主自治運動；其打擊對象不同於大陸，對地主資產階級採取戰略的聯合，對託管派、傾向政府士紳孤立之；其革命的動力寄託於工農、革命中小資產階級、自由資產階級及革命知識份子等。再述「臺灣目前的形勢與發展前途」，認為大陸軍事崩潰後臺灣可能再發生新「二二八」來解放臺灣，並進而提出「臺灣工作總方針」，以及決定「目前具體工作」為加強群眾工作，開展統戰運動，加強交通要道及戰略據點工作，瓦解敵軍敵警工作，布置情報及破壞工作，教育與培養幹部，發展與鞏固黨的組織。陳澤民曾擇要表示，當時決議事項有四：1.估計臺灣的現勢及前途。2.加強學工農運工作。3.加強黨的組織工作。4.加強敵軍工作。 香港會議結束後，蔡孝乾將決議文攜回臺灣，做為地下工作的理論依據。香港會議結束後，陳澤民參與省工委會工作，擔任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長。因應新成員的加入，省工委會面臨職務與分工的調整。基本上仍各有不同屬性的業務與地方組織領導工作，如蔡孝乾為總負責人，兼負責領導北部工作，陳澤民為副書記兼組織部長，負責南部工作；洪幼樵擔任委員兼宣傳部長，負責領導中部工作；張志忠則擔任委員兼武裝工作部長，仍負責領導新竹地區組織工作。 香港會議對蔡孝乾主導的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之發展而言，具深遠意義。據國民黨情治單位之統計，臺灣省工委會在1947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至1948年香港會議召開前，全省中共黨員共285名，組織發展侷限於臺北區。香港會議之後，省工委會的組織開展似有增強之勢，如李媽兜被捕後的報告中稱，1946-1948年間「所負責的工作雖有些發展，不過也是粗枝大葉」，自1948年末和1949年的一年半的發展，「算在最佔高度的時期」。香港會議結束後至1949年底，臺灣省工委的組織遍及全省各階層各城鎮，當時蔡孝乾計劃至1949年底發展黨員2,000人，群眾5萬人，惟因屢遭破獲，進度受阻，但實際亦發展黨員1,300名，群眾2千餘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