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1915年袁世凱以教令第十五號公布《陸軍審判條例》，歷經兩次修正，該條例中的第二章與第三章規定了軍法會審制度。其後1918年政府以教令第二十三號公布《海軍審判條例》，其中亦是以軍法會審的方式來實行軍事審判。 戒嚴時期的軍法會審依照南京國民政府時期《陸海空軍審判法》而來。主要是結合軍方和法律方雙方人員聯合會審之意，以兼顧國家的法律權威和軍威。但是法律方的人數比和表決權應該較軍官為弱，以保障軍人的特殊文化和軍隊體制，避免法理壓過軍理，造成對軍人的不利或是軍隊運作上的不便。 軍法會審依照被告不同的軍階，而有不同的會審層級對應之：簡易軍法會審、普通軍法會審和高等軍法會審三種。召開簡易軍法會審時，審判長、審判官和書記均應列席；如是召開普通和高等軍法會審時，審判長、軍法官和書記均應列席（《陸海空軍審判法》第三十條）。審判終結後，由軍法官一人做成判決書，並需參與會審的審判長、審判官及書記全體蓋章同意（同法第三十五條）。 1943年《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》則參考普通法院的獨任或合議制方式，採取純軍法官組成的合議審判，代替軍法會審，這是為了避免軍法會審召開的困難。因為從1941年軍法執行總監部時代，特種刑事案件增加，造成許多普通人民的審判也要以軍法來處理，讓審判負荷增大，所以案件的消化變得遲緩。再加上軍法會審以軍官為主體來構成，但是軍官又不諳法律，此亦為軍法會審運作時出現的難處。從而《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》以軍法官來組成合議審判機制，以代替軍法會審，呈現反軍法會審的規定。 《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》之後，軍法審判運作傾向以軍法官合議審判來處理，而非軍法會審的方式。此處也突顯當時政府對於法律位階認識的錯亂：命令位階的《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》竟然可以取代法律位階的陸海空軍審判法。 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程在戰後臺灣的政治案件中亦有所適用。像是鹿窟事件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審三字第八四號判決書最後可見：「應依戰時陸海空軍審判簡易規定第二條第一項後段第八條」，該判決是由審判長陳煥生，審判官邢炎初與周咸慶組成軍法合議庭審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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