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在海軍白色恐怖歷史中，鳳山招待所是常被提及的一個地點。該招待所位於現高雄鳳山勝利路上的前無線電臺基地「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」，興建於1917年，之後陸續增建，1949年至1962年為海軍鳳山來賓招待所，1962年至2001年為海軍明德訓練班，2007年指定為縣定古蹟，2010年指定為國定古蹟。 鳳山無線電信所基地約為一直徑300公尺的圓形區域，周圍由水溝與磚牆環繞，建物主體包括一棟12公尺高的厚實建物，為電信所的電信室，以及一排辦公廳舍。許多受難者表示在鳳山招待所遭受殘忍的刑求與虐待。由審訊組成員趙正宇偵訊趙鍾蓀的以下談話，即透露此一場所隱含的陰暗歷史：「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?周憲章、魏濟民都到這裡來過。這麼多船叛艦投共，本領不小呵。總司令沒辦法，押起來整死幾個人，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了」。 2002年6月海軍總部拜訪鳳山招待所的首任所長劉侑(原名劉斌)，以了解該單位之建置背景。此外劉侑也曾為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的29名會員寫下見證書，並被許多白恐受難者當作補償申請案之說明文件。 根據劉侑的訪談紀錄，1949年海軍總部第二署情報處下轄的臺灣工作隊開始緝捕共諜嫌疑份子，需要場所收置與問訊相關被捕人犯，桂永清於是指示第二署情報處成立看守所，收押思想可疑的政治犯及中共俘虜，結果選定位於鳳山的前日本海軍電臺作為看守所，即俗稱的「鳳山招待所」。此處周圍環境與外界隔離，隱蔽性良好，主建物設有厚重防爆門窗，平時門窗緊閉，因此室內昏暗，給人陰森恐怖感。該所是一秘密單位，對外保密，非保防工作人員，外界無人知其底細，當年的確曾用「海軍鳳山招待所」之名稱，尊稱人犯為「來賓」，算是一種掩護的手段，令人不明「招待所」的真實定位與屬性。 1949年7月劉侑奉海總命令擔任情報處看守所第一任所長，副所長為王樹樸，副官為馬柏生，直屬長官為海軍情報處處長楊大龢；1950年政工制度大改組，蔣經國於陸、海、空各軍種設立政治部，而政治部的第四組（簡稱政四組）負責情報偵防，替換了原先的海總情報處，鳳山看守所因此改歸海軍政四組管理，當時政治部主任為趙龍文，四組組長為饒鐵珊。 鳳山招待所的管理人員可分三部分討論，分別是看守所行政人員、警衛部隊以及審訊組。招待所編制設所長、副所長各一員， 其他管理員、廚工、清潔工各若干名，警衛由海軍陸戰隊警衛營輪調。審訊組由臺灣工作隊人員擔任。臺灣工作隊或政四組逮捕的人犯，送進來看守所後是直接交給所方，並不透過警衛部隊，因此警衛部隊也不清楚人犯背景。警衛人員輪班執行勤務，於大門口駐有一員，看守所內則有三員，其中一人帶班，二人擔任衛兵。審訊組每日皆會審訊人犯，要審訊犯人時，先下條子給所長，所長交代帶班人員，由帶班人員派衛兵押解人犯至審訊地點。劉侑表示所方人員不過問審訊工作，而被問及是否知悉刑求，劉侑表示「刑求是沒有，被打倒是看過，刑求是用老虎凳，那些東西是沒看過」。劉侑表示如果人犯情節較輕，審訊過後就有機會放回去，最少也要兩個禮拜。而情節嚴重的，也可能會拖上幾年，需視案件查證的進度，有的案件還需向中國的情報來源求證，則會花費較久時間。情節重的可能就移送到反共先鋒營或管訓隊。 劉侑表示該所只收政治犯、思想犯，不收一般罪犯，劉侑擔任所長期間，前前後後約囚禁兩、三百人。所中人犯，一律沒有薪餉，不發統一囚服，入所時嚴格搜身，手錶、戒指、皮帶、銅筆、鞋帶及隨身輕便飾物，一律留所保管，離所發還。招待所設備簡陋，留置的人犯都囚於囚房，牢房有大有小，大間牢房約有兩個榻榻米大小，可同時收容四人。吃飯伙食和一般官兵主副食一樣，由所方打好飯菜，送至每間牢房給人犯食用。洗臉在走廊，有自來水設備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浴室洗澡不定時開放，均使用冷水，每週最多一次。衛生醫療設備嚴重不足，如有病患，需派衛兵械護，監送左營海軍總醫院診斷。劉侑表示曾有官校學生侯知麒，於所內看管期間突染瘟疫，後來緊急送醫，最後病死醫院 劉侑接受國防部官員訪談的紀錄，與劉侑為海軍蒙冤退役袍澤聯誼會所寫的見證書，兩份文件內容有部分不一致與矛盾。譬如於見證書中稱人犯不得交談，禁絕和外界聯絡，即使是家眷，亦不得接見。以及人犯可在空曠處放風，活動筋骨。但在國防部訪談中則稱人犯關在牢房可以聊天，禮拜六則有安排晚會，由人犯自行決定演出內容，可以唱歌、說相聲、拉胡琴等。依情節輕重決定可否與外界聯絡。案情較輕者准許與外界聯絡，也可以送東西進來，但仍需看守所管理員檢查。情節較重的則不可與外界通信。但因鮮少聽聞相關證人證詞，也使相關考證不易。 1951年2月15日劉侑遭調離所長職務，原來係人犯利用上廁所時打破窗戶脫逃，劉侑因此遭記過調職。而接替劉侑擔任所長的，就是審訊組組長趙促成。而由趙鍾蓀親身經歷寫成的〈煉獄〉一文，當時濫刑毆打趙鍾蓀的審訊組組長為趙正宇，鮑一民共諜案偵訊筆錄中，趙正宇也是主要偵訊人員，趙正宇是否即為劉侑所稱之趙促成，還有待日後資料佐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