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在臺灣發生的海軍白色恐相關案件，多是由海軍總司令部下轄的臺灣工作隊偵辦，該單位的看守所即為令人生畏的鳳山招待所，也由於該單位相關檔案資料有限，也使其披上一層神祕的色彩。 該單位係於1949年4月開始運作，是抽調不同單位諜報人員組成之隊伍，辦公地點即在左營大街142號3樓。海軍情報處處長楊大龢在給海總第五署的文件中表示，海軍於1949年由中國轉進臺灣後，為了加強海軍總司令部與左營地區的防諜工作，於7月抽掉一部分諜報人員編組為臺灣工作隊。從國防部鮑一民案卷宗中，保密局海事組組長李逢霖致毛人鳳報告中也曾提及，臺灣工作隊的偵訊員武和軒，為保密局派到海軍的24名人員之一，可知保密局當初也曾支援人力組成臺灣工作隊。該隊伍1949年4月成軍後，楊大龢稱「海軍的共諜案件都是由該單位偵破，成績卓越」。而自1949年5月起，桂永清下令軟禁海校校長魏濟民、逮捕海軍官校36年班、37年班軍官、以及之後整肅閩系軍官、閩籍士兵等一連串行動，許多都是由臺灣工作隊逮捕偵訊。 海總的保防機構稱作「臺灣工作隊」，何以取名「臺灣」二字，有可能是為了與其他地區之諜報單位有所區分所致，因為1949年5月海軍於長江以南仍有其他基地。雖然臺灣工作隊從1949年4月開始運作，但該單位到1950年7月以前一直是沒有正式核定的黑單位。1950年國府重整縮編單位組織，與此同時蔣經國也改編軍中政工體系而在各軍設立政治部，因此當時海軍也曾奉令整頓所屬單位，要求上報未核定的單位。1950年8月15日海總乃將臺灣工作隊與其看守所列為未核定單位，請求准予核備，而且最初還遭國防部否決。 在1950年海軍總司令部改組以前，臺灣工作隊原本屬於海總第二署第一處（即情報處）。而1950年8月海總上報未核定單位，其中包括臺灣工作隊。當時為了因應政工改制，將一些原本情報處所屬單位都冠上政治部，上報請求核定，包括海軍政治部調查室、海軍政治部偵查臺、海軍政治部臺灣工作隊、海軍政治部保防組、以及海軍政治部保防組看守所等單位。 國防部收到海總的核定要求後，表示政治部的業務沒有設立調查室及偵查臺之必要，該兩單位名稱應刪除政治部3字，可以直接隸屬海總，並歸海總情報單位監督指揮，並表示各軍種的政治部都沒有設立工作隊，認為海軍免設工作隊。為此政治部第四組楊大龢請求海總向國防部申復，懇求保留該單位，並改名為海軍總司令部臺灣工作隊，直隸海軍總部，並且表示左營地區有防諜之迫切需要。但9月24日國防部再次來文，表示行政院已經要求各單位逐漸合併或裁減，而其他各軍種司令部都沒有設置工作隊，所以臺灣工作隊也沒有設置必要，其業務可由其他情報機構兼辦即可。 海總第五署收到國防部回應後，表示已經一再向國防部申復都被駁回，此事急需解決。楊大龢於是又再次行文說明，並由海總向國防部申覆。楊大龢表示海總除了第三署第三處執行作戰情報外，僅有十個偵查組，但都是外勤單位，且都是派遣性質的，難以使用，無法兼辦本部防諜工作，另外雖有一個調查室，儘官兵六人，祇能擔任訓練及細胞組織工作，亦無力兼顧海總左營地區防諜工作，因此請求國防部根據上項特殊情形，「顧及事實與實際需要」，請求自39年7月1日起核准成立臺灣工作隊編制。國防部最後於10月30日行文表示同意，准許自7月1日起成立，但是要改稱海軍總司令部工作隊，直接隸屬海軍總部。 雖然臺灣工作隊獲准保留，但該隊的存續也開始受到注意。首先該隊隊長董行健在1950年10月因貪汙案遭求處有期徒刑20年，遭蔣介石批示「改判死刑可也」而槍決，董行健被控謀殺、貪污、劫財等罪行，而臺灣工作隊也被指摘同樣罪狀。董行健伏法後黃開元接任隊長。參謀總長周至柔於1951年2月21日，更要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，清查嚴辦臺灣工作隊隊長黃開元包養舞女、貪汙伙食費、包庇部屬、偵訊組員涉嫌凌虐人犯強姦婦女等問題，指責黃開元及隊員「在外招搖撞騙、調戲婦女，左營高雄一帶住民多以該隊人員為土匪或野獸。」海軍政治部於調查報告中，承認「該隊紀律欠佳，左營區民眾對其批評不甚良好，尤以晚間散漫附近各茶室，對各侍應生任意調笑，隨處可見」。 由1954年軍法局的黃開元殺人案卷宗得知，該工作隊在1952年10月遭到撤銷。臺灣工作隊撤銷的原因，是因桂永清勢力遭清除所致，或是業務由相關情報單位兼辦，還待相關資料出土研究佐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