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家人權記憶庫

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4月，中共在臺地下黨「臺灣省工作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省工委）的四人領導班子陳澤民、張志忠、洪幼樵、蔡孝乾陸續被捕，「黨中央」已然不存，各地組織亦紛紛瓦解。為了挽救「亡黨」危機，1950年5月，省工委幹部陳福星、黎明華、曾永賢組成三人小組，試圖繼續以「省工委」名號整頓和領導殘餘組織。內政部調查局稱之為「重整後臺灣省委組織」或「重整後臺共組織」，以下簡稱「重整省工委」。 和「省工委」不同的是，「重整省工委」無論組織或活動，都是自行摸索建立，與中共沒有直接聯繫。領導幹部對成員宣稱，這是依據中共華東局1950年4月發出的「四月指示」所建立的臨時領導機構，但陳福星私下向曾永賢透露，「四月指示」並非來自中共，而是蔡孝乾被捕前下達陳福星的指示。據此，該組織並未取得中共承認或授權，能否稱為「中共地下黨」頗有疑問。 「四月指示」的重點，是採取「退守保幹」策略，隱蔽幹部，積蓄力量，利用社會性、合法性、地方性，與群眾打成一片，在勞動中求生存。到了1950年底，各地組織再具規模，領導機構發出〈1950年工作總結〉，檢討過去失敗教訓，指出日後工作方針。在重整過程中，高層出現歧見，陳福星的威信受到質疑，特別是周慎源不服其領導。陳福星乃於1951年改組領導機構，開始整風，進行思想鬥爭；同時發出〈向偏向鬥爭〉一文，作為整風中心教材。該文列舉臺灣一般知識分子的特點、弱點，和所謂臺灣「革命知識分子」的偏向、包袱，並指出改造道路。 「重整省工委」致力革除過去組織浮濫、活動突出、與現實脫節的弊病，因應桃竹苗地區的自然人文特點，呈現革命型地下組織刻苦克難的特色。在策略上，實行隱蔽退卻政策，割斷一切橫的聯繫，長期埋伏以待時機；在發展上，由城市轉入鄉村（包括山區），以農村群眾工作為中心，利用群眾掩護黨的活動；在活動上，利用地方合法資源（如派系、民意機構）進行合法鬥爭（如選舉、三七五減租）；在工作上，反對太平觀念，強調加倍吃苦，在勞動中求生存，並防止「特工」進攻等。 「重整省工委」的組織版圖，較「省工委」時期縮水很多，主要集中於海山和桃竹苗，其次是雲林，在高屏也有蕭道應、楊源盛的組織關係，參與成員頗多客家人。領導班子有省委書記陳福星，省委黎明華、曾永賢、周慎源、林希鵬和劉興炎。旗下組織位階最高的是「地區工委會」，有海山、新竹地委會；其次是「區工委會」（如竹東、竹北、虎尾斗六區委會）、支部（如石油公司、三灣、赤柯山、莿桐支部）和小組（支部下的小組，如新竹鐵路支部機務段小組；獨立小組如北溪厝小組等）。組織關係之外，另有一些個別的群眾關係，並與林元枝（原屬省工委，省工委覆滅後，獨立活動，無人能予指揮）的組織建立平行聯繫關係。 比起蔡孝乾時代的「省工委」，陳福星領導的「重整省工委」雖然更落實「隱蔽精幹」原則，但在各種不利因素之下，存續時間更短。從1951年4月起，各地組織即陸續被破獲。偵辦主力調查局捨棄保密局對「省工委」窮追猛打的策略，沿用中統局在大陸對共黨鬥爭的經驗，對「重整省工委」採用內線布置和說服工作，爭取從領導班子到基層幹部的大量歸降（官方稱為「轉變」）。但歸降者必須詳細供出掩護、藏匿、資助他們的同志和群眾，而被供出者往往被判重刑甚至死刑。官方由此達成分化效果，並造成組織「革命倫理」的重大爭議，背叛、出賣之例層出不窮。 從1951年4月起，官方在一年內捕獲四百餘人。1952年4月24至26日，蕭道應、曾永賢和陳福星3人，因范新戊充當調查局內線協助誘捕，在三義魚藤坪山區落網，「重整省工委」的領導階層徹底瓦解。之後，包括陳福星、蕭道應、劉興炎等領導幹部又配合當局，組成「肅殘工作隊」或「策反小組」，向苗栗、三峽牛角山的殘餘組織幹部劉雲輝、孫阿泉、黃培奕、龔阿斗等進行策反。到了1953年3月，「重整省工委」或者整個廣義的「省工委」幾已全軍覆沒，臺灣戰後最大的左翼組織至此走入歷史。